举报信称，临汾市人民医院肿瘤科目前使用的盐酸安罗替尼胶囊是正大天晴的抗肿瘤药物，零售价3409元/盒，肿瘤科医生、放疗科医生每盒收取回扣400元，2019年至今，肿瘤科李某受贿20万元，放疗科郝某、王某、张某各受贿10万元。

除了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举报信还列举了其他药品的回扣名单，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每支回扣6元、艾斯奥美拉唑每支回扣8元，比阿培南每支回扣20元。上述产品均为正大天晴的当家产品。

盐酸安罗替尼是正大天晴自主研发的抗肿瘤药物，2018年5月获批上市。2019年，盐酸安罗替尼的销售额至少在20亿元以上，占据正大天晴抗肿瘤药品总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是正大天晴的主力药物，用于慢性病毒性肝炎。2019年，该药品的销售额为18亿元，同比增长5.5%。艾司奥美拉唑，2019年的销售额为9.5亿元，同比增长26.5%。

此外，比阿培南的销售额也在5-10亿元之间。

临汾市人民医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综合性三甲医院，编制床位1800张，2019年年门急诊量94.1万人次，手术与操作4.3万台次，出院病人数达6.35万人次。

9月8日，临汾市人民医院就上述举报事件回应称，院党委高度重视，已责成院纪委成立调查组依照程序进行核查。

正大天晴方面表示，此事系个别竞争对手的恶意行为，意图混淆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目前公司已经启动相关司法程序，采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多次卷入行贿案

正大天晴是一家从事药物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医药集团。官网显示，正大天晴目前有抗肿瘤、肝病、呼吸、感染、内分泌和心脑血管6大产品集群，20多个年销售过亿元的产品。

正大天晴的母公司为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01177），总部位于香港，是一家综合性的制药集团。2003年，中国生物制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2017年，市值突破千亿。目前的最新市值为1600亿港元左右。今年7月23日公布的2019年度中国化药企业TOP100排行榜中，中国生物制药位列第二，仅次于恒瑞医药。

虽然在国内医药行业拥有较高地位，但正大天晴曾多次卷入行贿事件。2019年3月，因为药品回扣事件，江西省新余市卫健委取消了正大天晴部分产品的销售资格。今年3月，江西省医药采购平台又发布通知，取消连云港正大天晴医药有限公司全省的药品上网资格，为期两年。

2010年至2014年，正大天晴扬州市江都区销售主管徐双龙在负责比阿培南、异甘草酸镁等药品工作期间，向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ICU科、老年科、呼吸科等科室主任及医生行贿。

2011年2月至2014年7月期间，原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麻醉科主任韩洪涛非法收受南京正大天晴业务员张某所送回扣款共计人民币51.3万元，其中22.2万元存入其个人银行卡，其余29.1万元用于麻醉科集体分配。

2013年8月，央视曝光正大天晴组织10余位医生在机场开会50分钟后，带领一行人前往泰国清迈旅游3天，目的是对5至7月达到用药预期的大客户进行激励，并进一步增加药品销量。此外，该公司还根据医生“贡献”大小，组织医生到台湾、九寨沟等地旅游。

2011年5月至2012年12月，连云港正大天晴业务员为感谢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二病区科原主任沈怀成在科室使用其代理的“恩替卡韦”药品，向后者行贿1.9万元。

医药行贿层出不穷

正大天晴被举报事件仅是医药行业行贿的冰山一角。此前，多家国内知名药企被曝出行贿案。今年5月，恒瑞医药被曝光行贿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一案，引发行业热议。7月，恒瑞医药再次被曝出卷入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副院长李鹏受贿案。

2012年至2015年，李鹏在担任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累计收受药品、耗材销售人员给予的回扣共计166.7万元。李鹏从中拿了30万，其余部分用作科室经费、部分按固定系数分发给本科室医生。

在上述时期内，李鹏曾收受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员王某给予的注射用奥利沙铂（艾恒）回扣12.1万元。

不止恒瑞医药，李鹏受贿案还涉及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公司等共计12家医药企业。判决书披露，李鹏在担任普外科主任时，直接与医药代表谈药品销售的回扣比例，不同企业，回扣比例不同。如重庆药友的前列地尔干乳剂，回扣比例为12%，恒瑞的奥沙利铂，回扣比例为15%；奥赛康的泮托拉唑钠，回扣比例为20%。

长期以来，医药行业行贿、带金销售等始终是困扰行业的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史立臣对网易财经表示，医疗行业的商业贿赂根源存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供给端，同质化竞争严重，同一个药品文号有上千个品种，重复率太高，如果药品技术层面相同，企业就只能通过营销层面来竞争，最快的方式是贿赂。

医生收入结构问题是另一大根源。国内医生的诊疗费用不高，应通过提高医生的诊疗费用，调整收入结构。如果出现收回扣现象，应明确医院领导、医生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国外就是这样，如果涉及药品回扣事件，医生的从医资质就没了，还要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刑期”，史立臣说。

对于行贿受贿事件，相关部门曾多次采取措施来杜绝此类现象。2018年，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九部委联合印发《2018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各省市陆续发布医药购销反腐文件。

2019年6月，财政部联合医保局对77家药企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检查的重点之一是销售费用。财政部表示，要对医药企业销售环节开展“穿透式”监管，延申检查关联方企业和相关销售、代理、广告、咨询等机构，必要时可延伸检查医疗机构。

今年6月5日，国家卫健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严肃查处收取医药耗材企业回扣行为。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对受到行政处罚的涉事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探索建立企业信用评价和惩戒机制”。

史立臣强调，在解决医药行贿问题时，要注意理清生产企业、代理商、医药代表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他表示，中国有7000家生物药企业，真正有自营队伍的企业不超过1000家，大部分药企选择与代理商合作，如果代理商行贿，究竟该问责哪一方，这些责任问题需要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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